后疫情时代诉讼将集中爆发，调解或成为未来争议解决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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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疫情逐渐缓解，影视行业在2020上半年暂缓和积累的矛盾，将在下半年集中爆发，迎来诉讼的爆发期。除影视行业以外，其它诸如线下活动、旅游、餐饮、住宿等受疫情冲击严重的产业，都可能出现类似问题。

调解作为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副作用”更小的方式，将成为未来争议解决的重要手段。那么，调解制胜的因素有哪些？律师做好调解工作应当注意哪些问题？本文就此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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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郑厚哲 清律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

本文由作者向新则独家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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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行业诉讼将集中爆发

电影产业终于等来影院逐步恢复放映的日子。与产业复产复工相伴，2020下半年，影视行业相关诉讼也将进入集中爆发期。这个判断基于三个因素：

1. 疫情缓解让当事人更有意愿和资源启动诉讼

如果一个炸弹足以把一屋子人都炸死，那么无论炸弹握在屋里的哪个人手里，都无法挽救其他人。如果把疫情比喻为炸弹，在疫情全面爆发的阶段，影视行业从业者大概都被关在一个屋子里，这时大家除了集中精力灭火别无他法。而当疫情影响弱化，有人有机会逃出屋子时，炸弹留在谁手里引爆就显得尤为重要。

2. 矛盾持续积累未能释放

过去几年，影视行业波动积累的矛盾尚未消化，只是被疫情按下“暂停键”，加上疫情进一步放大影视行业的不确定性并且引发新的矛盾，这些矛盾将在疫情衰退时全面涌现。当产业快速发展，矛盾可以在发展过程中消解；但当产业整体趋冷，矛盾难以调和，只能进入诉讼。

3. 诉讼的筹备期

与电影从策划、剧本到拍摄需要一个过程一样，一个诉讼案件从筹备到起诉也有大量工作需要开展。诉讼的“筹备期”是上半年相关纠纷开始涌现但尚未集中爆发的重要原因。下半年，大量案件的诉前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恐怕只有靠法院立案庭提高门槛来延缓诉讼井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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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行业诉讼爆发期，调解的作用更加突出

笔者近一段时间代理的多起案件，包括主诉和被诉，很多都以调解方式结案，“调解率”较往年显著提高。无论原告还是被告，应对疫情背景下的诉讼集中爆发期，都要比以往更加重视调解。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

1. 调解副作用小

影视行业相对封闭，今天诉讼、明天合作的现象并不少见，甚至一边诉讼一边合作也不是新鲜事。采用最为激烈的诉讼手段即使实现了最佳的法律效果，商业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在诉讼中通过调解、和解的形式化解矛盾副作用小，更利于当事人行稳致远。

2. 涉疫情诉讼的前景预判难度加大，调解有利于化解不确定性

疫情影响下的纠纷较正常商业环境中的纠纷有本质不同，无论涉及不可抗力还是情势变更，相关案件都有更大的不确定因素，而很难完全满足一方当事人的预期。调解具有化解不确定性的先天优势。

3. 调解有利于纠纷尽快解决

诉讼频发，案件的审理期限只会更长。疫情期间当事人对于尽快解决纠纷的急迫诉求与法院审判资源有限之间的矛盾愈发突出。特别是资金链已经非常紧张的影视行业，时间的价值更为凸显。调解是缩短审限的有效方式。

4. 无法忽视的宏观政策

在六稳六保的大背景下，司法也将格外慎重，着力避免“打一个官司死一个企业”。调解是法院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重要抓手，在后疫情期会发挥更大作用。

就笔者的观察，除影视行业以外，如线下演出、线下培训、旅游、餐饮、住宿等受疫情冲击严重的产业，都可能出现类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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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调解成功率的关键因素

结合笔者代理相关案件的经验，影响调解的关键因素有以下5个方面：

1. 当事人的理性思维和妥协精神

诉讼初期往往当事人剑拔弩张，恨不得将对方“置之死地而后快”，但这种“出口恶气”或“要个说法”的心理诉求可能并不利于当事人商业目的的实现。

通俗地讲，想要取卵就不能杀鸡。商战中更多考虑利弊而非对错，调解更需要当事人的商业理性和商业智慧。

例如，我代理某出品方主诉票房分账，凭借前期扎实工作，律师和当事人都对案件的判决结果有较为乐观的预期。但影视行业波动剧烈，我们了解到被告经营状况愈发不稳定，等案件审理结束可能到手的只是纸面上的安慰，如果通过调解能够尽快兑付，哪怕让渡一些利益也比面对执行的巨大不确定性要好得多。最终案件以调解结案并实现回款。

2. 律师的综合能力

某种意义上，成功调解较胜诉对律师的能力要求更高。正面战场主要考验法律单一维度，律师主要与法官完成信息交换。而调解需要律师从法律、商业等多个维度综合考量，并与法官、己方当事人、对方律师乃至对方当事人多方互动。律师与对方沟通的语气、态度等非案件本身的因素都可能直接影响调解的可能性。

举个调解失败的例子，我曾代理某原告起诉，案件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原告不急于胜诉，执行风险很低，对调解并无追求但也不排斥。从案件结果判断，调解显然对被告更为有利。但在法院组织调解过程中，被告代理人咄咄逼人态度强硬，原告遂直接拒绝调解。尽管被告后期提供的调解方案一再退让，但已经不被原告考虑。

3. 律师的职业伦理

律师费是当事人利益与律师利益冲突之处：如果是固定收费，律师可能为了节约工作量而争取早日调解，哪怕调解方案对己方不利；如果是风险代理，律师可能为了收取更高的费用而动员当事人拒绝调解。律师切忌将律师费纳入调解的考量因素。

4. 律师的胜负心

过于强烈的胜负心，可能使得律师在不自觉间已经损害了当事人利益。律师代理案件如果过分“进入角色”产生代入感，强烈的胜负心使得律师在不经意之间，让自己对于胜利的渴望淹没了当事人的真实诉求。——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律师求胜与当事人（至少是表面上的）利益一致，当事人的真实诉求很难被挖掘发现（包括当事人自己），这使得“过犹不及的损害”更加捉摸不定。

记得在我代理的某仲裁案中，经验丰富的仲裁员在调解阶段有很精彩的评述，大意如下：

仲裁庭对双方律师的专业能力和敬业精神都非常认可，但恰恰是律师的优秀表现，使得当事人对于案件的判断容易过分乐观，而失去了调解的机会并收到不如预期的裁决。这比当事人因律师水平差而输掉案件更为遗憾。

我在做助理时认为，诉讼律师的关键是要有一颗想赢的心，现在合伙人做久了觉得诉讼律师要适当压抑自己的胜负心。律师永远不能拿当事人当枪使，尽管为此确实要牺牲掉一些经典案例。兵法有云，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5. 法院的态度

和解是双方的事，调解是三方的事。绝大多数情况下，法院对于调解当然持欢迎态度。但有些因素可能影响法院的调解意愿，比如双方调解差距过大、法院认为调解可能性极低，比如久调不决审限临近等。法官是促成调解的重要力量，但一旦成为阻力，基本可以宣告调解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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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做好调解工作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调解绝不是放任当事人自己去谈，律师应注意以下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发挥关键作用：

1. 获得当事人的充分信任

这是所有案件成功代理的前提，但调解较判决更为关键。因判决场景中律师与己方当事人利益高度一致，枪口一致对外。而调解场景中，当事人可能产生各种各样的疑虑：

律师积极调解是不是对案件结果没有信心？是不是想偷工减料？是不是被对方收买？还有一个让很多律师更加苦恼的终极问题：调解了律师还有啥用，为什么要付律师费？

律师只能通过前期的有效工作建立当事人的信任，否则一旦当事人产生这些疑虑，这些“心中贼”的问题根本无法解答，律师工作至少失败一半了。

2. 判断案件走向，立足于打，争取于谈

《建国大业》里蒋总裁（张国立饰）说：“战场上打不赢，谈判桌上怎么谈结果都是一样的。”

谈判需要筹码，正面战场的战局走向是最大的筹码。律师要根据案情的动态变化（尤其是一审案件事实尚未固定），结合法官庭审态度中的蛛丝马迹，灵活调整谈判方案。

比如某电影发行纠纷，我代理被告应诉，当事人账号已被查封。庭审中发现法官对于票房结算的流程非常关心，而对复杂的发行成本应当如何计算并不关注。此时律师可以判断法官可能倾向于就结算问题先行作出程序性处理意见，以避免陷入算账的无边苦海。此时代理人配合法院积极推进调解，双方先就结算程序达成和解，如双方结算到期仍未就票房和发行费金额达成一致再诉不迟。阶段性和解后，当事人账号解封。

3. 寻找合适的时机推进调解工作

《一代宗师》里丁连山（赵本山饰）说：“火候不到，众口难调，火候过了，事情就焦。”

例如我代理的某被诉案件，原告来势汹汹志在必得，这时如果急于调解绝不是好的选择。而当双方交手，律师通过扎实答辩让原告意识到案件有很多不确定性并将面临相当诉讼风险后，双方坐下来谈的诚意就会高得多。

4. 判断当事人的真实诉求和痛点

满足诉求，有利于促成调解；把握痛点，有利于让对方不得不接受调解。典型场景，诸如账户被冻结影响重大交易、诉讼久拖不决影响公司上市……商业理性要求趋利避害，两害相权取其轻。当事人面临案外更大的利益或更大的损失时，就更容易接受案内较小的让步或损失。

例如我代理某公司起诉某电影集团案，利用对方上市筹备关键期适时起诉，并迅速达成和解实现回款。

5. 创造性地提出调解方案

单就案件本身，蛋糕大小既定，双方都恨不得一口吞掉，不管分给对方多少自己都觉得肉疼，这时调解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如能站在更高层面跳出案件找到把蛋糕做大的方法，案件的调解难度将大大降低。律师需要贡献商业智慧，只有这样对于当事人而言，律师费才是投资而不是成本。

说到底，诉讼是利益再分配的手段，目的是使利益失衡的局面回归平衡。但应当看到这种分配手段激烈而容易用力过猛。如能有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副作用更小的方式化解矛盾实现利益再平衡，当然应该积极争取。自古知兵非好战，如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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